盛世才

1892年（或1895年、1896年、1897年），盛世才出生于奉天开原县（今辽宁省北部开原市）盛家屯，父母枣婶少拒共生五男二女七人，盛世才是家中老大。曾祖父盛福信原是山东人，困于家乡因黄河改道而遭受天然灾害，举家同盛姓族人闯关东到辽宁以务农为生。其父除务农外，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因此被选为邻村黄家屯小学的校董。盛世才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

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191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ABC》等左翼刊物。

1919年，盛世才回国参加五四运动，认为读书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决定投笔从戎，归国后进入广东李根源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毕业后经其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深得郭松龄的信任，经郭的介绍与郭松龄的义女邱毓芳结婚（与前妻离婚）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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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采取两面手段。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结束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新疆的稳定；他联苏亲共，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改革，政府清廉是其六大旗帜之一，并由此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凡贪污公款500元及以上者，均处以死刑；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了一些工厂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使新疆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

盛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于有苏联的支持，和对蒋介石本人的不信任，盛世才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十分买账，曾公开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0年代末对红军西路军和前来新疆学习军事的中共党员提供了帮助。

盛世才政府的口号是“永远保持新疆为中国领土”，他也对苏联在新疆的图谋进行了一些抵制，一定程度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可以说是盛世才进步的一面，虽然主观动机完全是从他的个人私欲出发，而其客观效果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盛世才曾被人们称为“新疆王”，统治新疆将近12年。二战时期盛世才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以保持在中国的特殊割据地位，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以此为名控制新疆。

盛世才野心勃勃，崇尚乱世英雄，他曾对人说过：“人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要做事情就得能令”，亦即干事情一定要先有权，有权才“能令”。多疑性格迫使他始终处在整日惶恐不安状态中，特别是他的两位前任的下场更使他深信总有人要搞掉他，在其回忆录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前任的执政者杨增新和金树仁的命运，我是经常引以为鉴的，杨增新被暗杀，金树仁仅以身免，我不得不为我的家庭和我本人的安全设想，时刻提防。”由于盛世才的两面性，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投靠外国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独吞大量新疆财富、排除异己、滥施酷刑、大搞牢狱、实施

原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回忆录：“他对任何人都充满怀疑......晚上把机枪放在他旁边......他的所有文件都用保险柜锁起来”。

蒋介石在“国大”会议的讲话：“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出版了其官方论著《六大政策教程》作为新疆政权的指导思想，并多次为新疆的学校、报刊题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著的《大马的逃亡（马仲英逃亡记）》中也记载了盛世才的文章。

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写了《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又在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刊出《从南京到新疆》长文，还与美国人艾伦·惠廷合编的《新疆:是小卒还是枢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