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

王禹偁出身贫寒，《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九岁能文。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山东成武)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984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他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

端拱元年(988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来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后拜左司谏、知制诰。

淳化二年(991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

淳化四年(993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

王禹偁在政治上这种进取精神和积极态度，正是他在文学上所以能坚持优良传统的重要原因。他诗法白居易，后来更有意发扬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代表了他对杜、白的尊崇。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卓有实绩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者，而且还是体察民情、关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较高者，他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较为突出，促进了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宋初诗派林立，但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王禹偁属“白体”。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954年)，出生在济州钜野，即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先后任成武县(今属山东菏泽市)主簿、长洲(今属江苏)知县。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王禹偁调京升为右拾遗。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他被召见入京，担任右拾遗、直史馆。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上书向皇帝陈述备边安边疏，得到太宗赏识采纳，后来又在皇帝亲试贡士时，作了一首应制诗。太宗赞赏说：“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并任命他为左司谏、知制诰、兼大理寺评事。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9月2日太宗皇帝下旨，解去王禹偁左司谏、知制诰等要职，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太宗合祭天地于圆丘，并大赦天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太宗合祭天地于圆丘，并大赦天下。王禹偁随例迁解州团练副使。同年八月入朝为左正言。后出知单州（今山东菏泽市单县），十五日后反京，授翰林学士。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二贬滁州

《宋史》：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如孙何、丁谓辈，多游其门。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子嘉佑、嘉言俱知名。

《宋史》论曰：《传》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蹇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言，而醇文奥学，为世宗仰。

《宋史·王禹偁传》：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毕士安见而器之。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就改大事评事。同年生罗处约时宰吴县，日相与赋咏，人多传诵。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涂金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

时北庭未宁，访群臣以边事。禹偁献《御戎十策》，大略假汉事以明之：“汉十二君，言贤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何邪？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致其来朝者，系于时也。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军臣单于，至如挠边侵塞，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