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

张颔，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贫寒，但因酷爱文史学科，博闻强记，苦学成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1965年，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父母早逝，家境寒素。20世纪30年代先生在杜任之身边做干事时，开始接触社科书籍。

1965年，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

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79年，张颔先生又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续》一文，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999年11月，张颔先生八十大寿时，山西省文物局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其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年暨八十华诞举办了学术资料及书画作品抽样展，期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贺电贺信更是飘飘洒洒，纷至沓来。

2004年秋，西泠印社邀张颔先生为“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2005年11月下旬，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了张颔先生，期间摄制组深入到先生的介休老家及侯马盟书的出土地进行了外景拍照。张先生是山西入选此栏目者第一人。

2017年1月18日，省

张颔先生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他的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对文史方面的书籍特别偏爱。因此，虽然张颔先生的学历仅仅是高小，但最终因其酷爱文史，博闻强记而苦学成才，先后出任了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1965年冬，侯马电厂搞基建挖土方发现了不少写有古代文字的石片、玉片，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张颔先生闻讯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迹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而即便是在放大镜下，对于这些如天书般的石片文字还是令人一筹莫展，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辨认。张颔先生经过细心的整理，反复琢磨，最终认定，“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究竟是什么说不出来。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跟祭祀有关系”，于是根据这个判断，张颔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发表在当年的《文物》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知名学者

《万荣出土错金鸟虫书戈铭文考释》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写成文章，考证此器。首先是认字，他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何人？先生认为是吴王僚，名州于者。“于”是“州于”之单称。文章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否定了将单称说成是两字反切的错误解释。还指出，鸟虫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诸国一种艺术字体，故此戈当系南方之器。以往曾有鸟虫书铭文的戈在山西汾阳县出土，当是晋国之器受南方铭文风格影响所致。文章又对照此戈与“吴季子之子剑”的“子”字，字形相同，并逐字比勘此戈与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接着，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庚儿鼎解》（与张万钟合作）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首先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

张颔老先生因之被称为古文字大家。甚至有人认为，张颔老先生是山西省目前在世的唯一大家。张颔先生八十大寿时，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在贺电中称：“由于1978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传到中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中国，普遍著称于中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