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与吴岱峰、拓可宽、杨重远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等战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势中，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3纵队，俘其司令孙殿英，继而参加鲁西南战役，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郑州战役、淮海战役等战斗，全歼国民党黄维兵团。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

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09年9月13日（清宣统元年七月廿九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随父兄种地、烧砖瓦，生活艰辛。阎红彦九岁才被送到米粮山私塾读书，半年后就因经济困窘辍学，到一家砖瓦场干活。1920年阎红彦外出独自谋生，到陕西军阀王保民的岳父家干活

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

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

1924年为维持生计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在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随部参加清涧起义，失败后在陕西、山西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工农武装。

1931年他与吴岱峰、拓可宽、杨重远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为西北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任副大队长、大队长，在吕梁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开展打土豪斗争。后与吴岱峰率部西渡黄河，转战到陕北地区，所部亦改编为陕北游击队。同年10月与杨琪及刘志丹妻弟赵二娃的民间武装会合并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

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率部在渭北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当地群众誉为救苦救难的“神军”。同

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原名罗学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望族家庭。受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热潮的影响，王腾波经常参加抗日运动。中学毕业后，她瞒着家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发誓要在抗日洪流中做一名逐浪腾波的勇士，于是改名为王腾波。一身戎装的王腾波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还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

1940年春，一支由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生组成的30余人的妇女工作团从延安来到延长县。工作团的团长就是刚刚20岁的王腾波。延长县驻有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旅政委为阎红彦。妇女工作团抵达延长县的第三天，警备一旅安排了一次会餐，把工作团的人都请去了，目的是让部队领导与地方工作队的同志见面，建立联系。吃饭的时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阎政委十分活跃，轮着向各桌的妇女干部敬酒。王腾波本来滴酒不沾，可是还没有张嘴就被阎政委将得没了退路：“你这个团长不喝，怎样带动下面的同志?勇敢一点，别让大伙儿笑话!”王腾波

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毛泽东说过：“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8月5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