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倬

沈文倬（1917-2009.10.21），字凤笙，江苏吴江人，原本家中让他去钱庄学经商，但他对经商毫无兴趣，不及半年，就逃回家要求读书。沈文倬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曹元弼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十三经的经文、注文烂熟于胸，沈文倬仰慕其学问高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不久，日寇入侵，为避战火，也为了沈文倬便于求学，沈家迁居苏州宝林寺前，与曹翰林家毗邻，恰如汉末郑玄筑精舍于马融宅外一般。

沈文倬是勤奋的。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至少读经半卷。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一无例外，总是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沈文倬又是从容的。那位学生还忆及：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写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马上发表。他的学术地位是由数量有限的论文确立的。“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写作跨度逾40年，而总数才14篇。”

高吸入低产出是沈文倬的特点。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积，而是以质取胜。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汉简异文释》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

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礼乐文章，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顾先生慧眼识人，不因其没有大学毕业的正规学历而犹豫，毅然破格聘其为副编审。沈文倬一进入国立编译馆，就校点整理经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解放后国立编译馆解散，沈文倬校点整理和撰作的经籍、书稿仅存留《孟子正义》，其他全部散佚。随后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图书馆的十二年间，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录版本之学，他将此视为做学问的凭藉。

时代也给予了沈文倬难得的机遇。1959年，从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仪礼》九篇，1965年《武威汉简》摹影本正式出版。这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条件，也确定了沈文倬的《仪礼》研究轨迹，即通过汉简本与经文对比勘正，考订文本，解决礼学疑问。

沈文倬还特别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相参证；取异

解放后，先生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在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图书馆工作，曾任编目部副主任。《中国丛书综录》编辑组组长，八个人用一年多的时间，编纂了具有全套检索手段和全国四十余家图书馆联合书目功能的《中国丛书综录》。1963年调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室工作。不久，被评定为副研究员，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并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983年，杭州大学创建古籍研究所，是就文研室扩充而成的，同年，先生被提升为教授；1986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先后讲授了广校雠学、《说文解字》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古器物学、群经研读、“三礼”精读等课程。

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古经汉学论》、《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经的传授》、《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等，分别发表于《文史》等刊物中；二、《武威出土